佔中之後﹕後佔中時代的中港關係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到了後期，焦點似乎有點被模糊了。警察再一次被利用以解決政治問題，致令全城熱論的話題由政改爭議轉為警民衝突。最沾沾自喜的，自然就是梁特政權。在此種情勢下，經一番震盪後的香港愈見紛亂，有人便愈得北京信任。自與學生對話後，政權就開始轉守為攻，反客為主了。在政改問題上，她不必再留有餘地，盡情輕蔑這個全球矚目的政治運動。眼看運動內部的（被）崩解，她連三分忌諱也省掉。
更重要的是，就在焦點被模糊了的片刻，中港關係其實已進入後佔中的冰河時期，中央對港勢將出現更雷厲風行的政策，屆時一片肅殺。其實，北京對香港是又愛又恨又怕。愛在香港是大陸發展和救命的工具，恨在香港人心從未回歸，怕在香港社會的政治能量和意識會北進動搖中共的政權。而現在，北京心底裏覺得香港人「養唔熟」，因此她更渴望加速全面「接收」香港。中共甚至不介意使出最徹底的一招：奪取（回）香港，必先摧毁（舊日的）香港。
意識形態爭奪戰
歸根究柢，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第一步，在可見的未來，中央對港將擴大和加強這戰線的鬥爭，並進入長期戰的狀態。而中共在文化戰線上一直以來的戰略指示（「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亦會推至極致。《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曾發表題為〈佔中還在憋壞招添堵香港〉的文章，認為「『反佔路』其實只是鬥爭的序曲，『反佔中』則是一場以10年為時間單位的持久戰爭。」警方的清場行動被視之只為治標，而治本的方法實為意識形態的爭奪戰（鞏固北京為本的一套中港關係認識，搶奪香港公民社會既有的植根西方的價值觀的詮釋），當中包括「要求香港全民惡補，重新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重新認識作為中國公民，國家主權、安全、發展需要的重要性，以及市民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這可體現於幾個方面：
教育落手 奪主導權
第一，北京將在教育上動手，搶奪重新詮釋、挪用香港（包括歷史和核心價值）的主導權。意識形態戰線上，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是具威脅性的導彈，反過來亦可成為她最有力的武器。知識和資訊，能改變人民對社會、世界以至政治和中港關係的認知。在教育一環上，政權在明在暗皆會毫不留情地把香港的一套知識體系「鬥下來」。
要做到這一點，北京將進一步整治香港的學校教育和公民教育。這方面其實已有動靜，例如，新高中課程中的通識科，被批評為令學生思想泛政治化、推動佔中的「元兇」。部分親中人士和立法會議員已蠢蠢欲動，提出修訂甚至刪減通識課程的建議，並主張加入更多「讓學生更認識一國兩制的教材」和「認識中國的史料」。甚至，教育局亦要在「critical thinking」一詞（「批判性思考」）上，加入去政治化的譯法（「明辨性思考」）。
其實，更關鍵的戰場在大專教育和學術界——知識生產的重地。早於數年前，學者練乙錚已提出了這方面的關注，當時卻引起了一陣爭論。但不能否認，這的確是中共已雙腿插進的戰場。在教員方面，更多的大陸學者「入主」香港的大專院校，直接削弱以香港為本位的知識的生產力（不否認，亦有以香港為本的大陸學者）。香港社會大陸化的現象，其實在更早階段就在學術界發生，而作為意識形態溫牀、自恃有學術自由保護罩的大專教育被收編整頓已見具體。早有聞說，海歸的大陸學者須是教員的首選，並配合大量「研究基金」，養住了這班人。相反，本地學者的生存空間愈見萎縮。最近，內地官方學者甚至直斥香港大專教育泛政治化，這意味着北京要壓抑「政治一面的香港」的知識生產。練乙錚曾指出的黨委治校現象，是否離香港學術界不遠矣？我們再望望身旁的澳門，或可參詳參詳。
扼殺本地知識生產還依靠環環相扣的生態鏈。在學生方面，根據教資會的資料，在本港大專院校推行國際化的政策下，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可招收核准教資會資助學額的20%之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及海外學生）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在研究院課程方面更是沒有限制。過去3個學年，則有近八成的研究生來自內地（常有爭論，大陸化的問題只是因為本地生報讀人數銳減，本地研究院因而才多收了內地生。但很簡單的道理，當本地學者不再被重視，因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種種原因，其向上流動被截斷，即本地知識界的生態鏈斷裂。難道我們不需正視這個問題根源嗎？）。尤以人文學科可見，愈來愈少研究項目以香港為本。這意味着作為學術研究基地的本港大學，不再以培訓立根香港的知識界為其使命。現在坊間常說北京輸掉了一整代香港年輕人的信任。但其實，若然我們失去了以香港為坐標的知識生產（包括歷史的書寫），我們就失去了詮釋香港的自主性，斷送了香港主體意識的建構，那我們香港真的會輸掉了世世代代。
統戰滲透 製造對立
第二，北京將透過大量統戰和滲透工作，在鬥爭上製造更多對立面。自佔中意念被提出後，就有不少高度組織的人群加入反佔中的劇本，在政治上渾一趟水。從歷史可見，當愈來愈多沒有信念的人群被肆意鼓動、利用，將會加速社會的撕裂和崩壞。在後佔中的時代，北京勢將進一步「拉一派，打一派」，更多對立的群組會被組織起來。可想而知，當年輕一代如此「反動」，北京必定會在青年人口中透過推廣青年事務而大力統戰，以圖建立起順應北京的新一代。
除了統戰外，加速建立新的一代還依靠更緊密的人口融合政策。除了以往常關注的植入大量「選民」的討論外，我們不能忽視北京在專業人口上的滲透工作。無可否認，的確有不少留居香港的內地人會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但回望中共對港的謀略，絕不能排除中共一直在港實施的滲透工作。中共善於滲透，冷戰時的香港就已出了有名的「曾昭科案」。五○年代，曾昭科在警隊中甚受重用，他是第一批被選拔到英國蘇格蘭場接受特訓的華人。短短11年就躍升至助理警司的他，更曾任職政治部（香港的秘密情報局），亦曾被選為當時港督葛量洪的貼身保鑣。這樣的一個精英，最後被發現是潛伏於警察內部及英國駐港軍部的間諜，專責為中國政府蒐集殖民地和英國軍方的機密情報。如今，透過留學留居香港的政策，以北京政權利益為依歸的人將進一步大量地植入香港的教育、法律、金融、醫療等各個專業範疇，繼而甚至在港參政。
營造自我審查本能
第三，亦是令筆者感到最憂心的一個現象，人心惶惶的自我審查風氣將在香港滋生。除了教育，意識形態鬥爭另一狠絕之處就是在社會中營造起自我約束的本能反應。在佔領運動期間，香港已開始上演一幕幕「表示效忠」的戲碼。不論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包括富豪商賈在內的不同社會賢達皆要為政治表態。在可見的將來，「效忠」文化甚至把過往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團隊推向政治，成為效忠黨的機器。在佔領運動期間，不少紀律部隊和公務員團體發聲明支持政府，這已隱隱透露出這個令人不安的發展方向，這可能成為一個缺口，讓北京乘勢政治化整部官僚機器。
更嚴重的現象是，不少香港人開始懼怕因「錯誤的」政治表態而被秋後算帳。這病毒最先在公眾人物一層滋生，繼而蔓延至香港的專業人士，更已開始在普羅大眾中醞釀起來。人們怕被封殺，怕被以言入罪（廣義的入罪不限於違法，更重要在於被大陸標籤），甚至有市民怕個人資料被上傳內地、被列入黑名單而猶豫是否需要就警察暴力襲擊平民一事而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控訴。
這現象是否似曾相識？我們香港人每每看到內地人面對不公卻不敢怒又不敢言而感到納悶。這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底下而形成的本能反應，內地人說句話、表個態皆處處擔心「老大哥在看着你」。這一種擔心，自然得很地流露，表明了這種自我審查的心態已深深植入體內。如今，這種徹頭徹尾流行於極權社會和恐怖主義國度的社會現象在香港逐步上演，而北京定必進一步使之蔓延。我們必須深思，若然香港連這一步也與內地「接軌」，後佔中時代的香港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境地？
中共已扯下「尊重」的面紗
譚惠珠（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曾說，香港的自治權只是較內地民族自治區稍高。對於西藏問題有深度研究的專家王力雄亦曾在訪問中以中共在藏推行自治的經驗分享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兩制從來只是過渡的權宜之計，骨子裏並不涉及對一地人民的（主權）尊重。到中共有信心和把握並已完全控制住西藏之時，已不可能回到兩制的狀况。不安在於，自今年七一遊行起，中共官員和官媒開始以漠視、輕蔑，甚至決絕的口脗回應香港社會的聲音。連從前的「尊重香港同胞表達意見的自由」、「聆聽訴求」等客套話也省得講。如今，中共已扯下了「尊重」的面紗。
一個大國的崛起，她仇視一切擋路者。也為了崛起，她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更甚是，一個做夢也帶着屈辱而崛起的大國，心理最不平衡。從內地網絡上的一些貼文可見，內地人對佔領運動之大規模爆發的其中一個睇法是「某些不爽中國發展的國際勢力和香港的本土買辦勢力的共謀」。而當北京也不介意宣告《中英聯合聲明》早已失效之時，我們更要深思後佔中時期的中港關係該如何是好。
在北京眼中（又愛又恨地），擋路的是香港既有的「一制」。如上文所說，令人不安在於北京勢將在意識形態戰場上，以不同方式徹底剷除、鬥垮香港既有的制度、文化、知識、價值觀——英國「洗腦贏心」工程建立起的政治文化。
港人最怕香港禮樂崩壞。就如有人的5000萬孽帳還未解決，就已率先在解決香港的廉潔精神。林鄭更在立法會上搬出「基本法沒有定明何謂『財產』」來為其狡辯。一切既有的制度彷彿蕩然無存。
倘失反抗意識 不用再談民主
就着後佔中的分析，筆者不是要主張鎖城的、排外的本土主義，而是希望諸位深思：政治，不單存在於政制。佔領運動爭取的是政制的民主，最後不論成功與否，我們必然進入後佔中的時代，這也必然輪到北京出牌。而她要鬥爭的戰場，從不局限在政制上，最徹底的戰場其實是意識形態的鬥爭。
中央對港的戰線涵蓋各層面。若我們只狹隘地關顧某一點，即使有了民主，但在其他戰線上失守，一切也是徒勞。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皆是：美國給了波多黎各民主和自治，但在經濟、教育、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閹割了波人，後者的命運自此不再自主；加泰隆尼亞雖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都遠遠優於西班牙，但在佛朗哥年代，斷其自主供水的能力，再強的地方也難談真正的自主；台灣為何會鬧起反服貿風波？不就是怕中台先在經濟層面走得太近，然後難離難捨；乖乖的澳門，經濟生態全毁，北京已肆無忌憚地直接在前台管治之。
在後佔中的處境下，北京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將鬥得激烈。若我們失去自主、反抗的能力和意識，就不用再談民主了。
文__蔡俊威（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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