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中聽的話（續集）之聽不懂的話：
「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日前本欄談及如何以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Realism）框架閱讀「佔領中環」，不少朋友表示讀後抑鬱，另一些朋友則希望以理想主義回應。然而，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對話，從來是錯位的，越是抽絲剝繭，只會越加抑鬱。那可以怎辦？怎麼理順這兩極思維？我一直相信，答案，唯有歸諸兩大門派之外的「建構主義」一途。但未談它之前，這裡先舉出十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問答，讓大家抑鬱到極點，才能明白出路的重要：
（1）理想主義Vs現實主義的錯體對話
問題一：「佔領中環」和「北京讓步」兩件事的邏輯關連在哪裏？佔領行動應該儘量和平，以爭取中間派同情，還是儘量勇武，以增加管治成本？兩者同步出現，效果會否對沖？
答案一：這是大是大非，假如不爭取，就永遠沒有希望，所以我們必須爭取。
問題二：我一年前的文章說過，甘地的公民抗命以「Satyagraha」為指導哲學，言明其「公民抗命」挑戰對象，就是要改變的那條法律，例如反抗不合理的鹽稅，就自製食鹽，但同時堅持「完全信服於國家所有其他法律」，以免和被挑戰那條法律無關的人受影響，也避免反對者依樣葫蘆（通過違反不相干的法律達到另一理念），才能達到更大目標。「佔中」爭取民主，而挑戰和民主無關的法律（道路使用），兩者之間沒有直線關係，那邏輯上，還有哪些法律可挑戰，哪些不可？
答案二：公民抗命是公民的最後武器，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不應順從獨裁者的惡法。
問題三：承接（二），由於「佔中」挑戰的法律和民主本身無關，假如有受影響的商戶毫不認同民主，那是否等於有理想的人，懲罰了反對其理想的人？根據同一邏輯，假如有人以「不認同真普選」為「理想」，通過佔領公共空間表達，令支持「真普選」的企業受影響，又能否自稱「公民抗命」？
答案三：歷史上，民主必須爭取得來，不認同民主的只有奴隸。
問題四：「佔中」短期造成民生影響，大家應可諒解，但持續多久，社會會傾向不諒解？
答案四：我為全香港站出來，假如連一點犧牲也不願意付出，就不配享有民主。
問題五：假如「佔中」提出的目標不能即時達成，行動要持續多久，有沒有exit plan，還是不達目標永遠繼續？像提出「無限期罷課」後，學生已95%復課，行動應否正式取消？
答案五：放棄運動就是出賣理想，不要嘗試勸降，問這問題就是維穩。
問題六：假如有其他運動以爭普選為目標，例如「佔領西環」，會否參加？或有人呼籲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打倒共產黨」爭普選，會參加嗎？應怎樣考慮成功率、底線和安全的基準？
答案六：歷史只有有勇氣的人能改變，沉默永遠都是懦夫。
問題七：一個國家爭取民主成功，有先例；一個地方爭取獨立成功，有先例。但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內的地方，爭取與集權制完全相反的民主，歷史上有哪些成功先例？策略應怎樣因應改變，而增加成功機會？
答案七：孫中山搞革命也不是一次成功的。
問題八：不少運動都是長時間才成功的，組織者數十年間不斷調整策略。香港的運動又應如何控制「收」和「放」？
答案八：寧願好死，不願苟活。
問題九：有沒有可能認同學運，而不認同「佔中」？有沒有可能認同「佔中」，而不認同「佔旺」？
答案九：光明與黑暗之間，沒有中立的空間。
問題十：爭取理想的行為制約在哪裏？
答案十：在大是大非面前還要計算，那是出賣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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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二元陷阱
類似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答案也只會一直滾動下去，就會變成周星馳電影的對白，答「誓不罷休」、「反清復明」和「阿彌陀佛」，其實沒有分別。我自然明白，理想主義的朋友假如堅持到這裏（已很不容易），定必義憤填膺，繼而對動機大加質疑，這種情緒，我完全理解。然而，如何理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鴻溝，不止是一個運動的問題，也是人生的問題。假如「理想」和「現實」的二元選擇（binary choices）延續下去，只會產生兩種反應：處於兩極意識形態的朋友，對相信的理想越來越投入，草木皆兵，逐漸失去任何現實的制約，變得在社會邊緣化，即使德高望重如小思老師病榻中擱筆的一句肺腑之言「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會被批鬥為「維穩」（理想主義無限制的極致，就是赤柬）。另一些朋友面對現實的無力後變得犬儒，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只顧埋首賺錢，也不相信任何進步是可能，並對非黑即白的社會無限厭倦（現實主義無限制的極致，就是暴秦）。
不幸的是，似乎這二元選擇，正是香港未來的寫照。這個漩渦，正把所有人都捲進去消耗掉，像一位文化界朋友所言，「令人想到日本伊藤潤二的《漩渦》」（那是相當恐怖的故事）。但就是這漩渦出現前，這問題早就存在：回到香港這些年，我見證著原來打算當公務員的學生，變成不願與舊朋友溝通、不願投身工作的激進派；也見證著原來理想無限的熱血青年，畢業後三年成為每日只顧跑單的保險經紀。而我從不認為理想和現實二選一的思考方式，是我們的應有選擇，一直相信在偏重理想和偏重現實的學科之間，應有合理融和，才能互相制約。一次運動的熱情，若釋出上述兩極效應，本身就是悲劇。那對追求民主的我們而言，可以怎辦？
舉凡我們遇到任何二元抉擇，例如「佔中」支持者認為是否支持佔中是正邪之爭，梁振英說守法與違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兩極思維把「警察」和「群眾」變成二元選擇，我們必須思考：那真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麼？社會，從不是那樣建構的。這不是盲目和稀泥，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框架，開拓另類規劃──此所以我有我的信念，但思考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卻很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問題，處事作風從來是建構主義的。所謂「建構主義」，主張秩序並非完全由制度和結構組成，也不是理想足以打破，而是通過人為建構的規範、話語、觀念、文化，內化為社會制約（constraints），再逐步改變。此所以理想和現實都打敗不了蘇聯，蘇聯卻接受了「共同安全」的規範，才逐步在無聲中改變。這套理論沒有絕對統一的內容，也有眾多不同流派，一些偏向理想，另一些偏向現實；一些有主觀意願把自己作為改變的行動體（agent），另一些則沒有。按這些基準，以「佔中」衍生的「雨傘運動」為案例，我們可歸納出四種建構主義者如下：
（3）四種建構主義者：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
第一種：「築夢者」
「築夢者」和「做夢者」是不同的，他們承認現實制度的局限，也會正視、研究局限在哪裏，沒有必須達到立刻變革的即時期望。這不是因為要妥協，而是認為「改變」的對象不單是制度，也是社會規範，而改變了社會規範，制度將來的改變就有了基礎。我的老師關信基教授，大概是這類偏向理想的建構主義者，相信個體的主觀意願能改變規範，他在上月的義教第一課說：「路徑也許崎嶇，不過歷史告訴我們，不少的政治制度被社會實踐改造或推翻」，並以今日歐洲整合的身份認同，取代歷史上的世仇關係為訓勉。放在「雨傘運動」，參加者的訴求無論能否達到，他們都在努力建構一個社會價值：「普世價值高於一切」，而在運動支持者當中，這價值很可能成為對其日後數十年行為的規範。雖然香港從沒有完全民主，但「爭取民主這普世價值」的規範，卻已延伸到對自由、人權、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的堅守，令傳媒、教育、學術、法律界等早已被保守派明言要「改造」的範疇，一律高度警戒。當然，這規範如何應用於香港社會大多數人、會被北京怎樣研判，則是另一回事。
第二種：「僭夢者」
他們也相信主觀的努力能建立社會新規範、新潛規則，並相信這類規範能獨立生存於正式制度之外。但他們雖然也認同運動的理念，卻同時在運動發起人的理想之上，再行建構自己追求的規範，是為「夢之僭建」。例如我有一位社會學博士朋友，極其忘我地投入在運動中，聲稱要「橫掃一切左右膠」，但完全明白現實世界的底線在哪裏。問他究竟在追求甚麼，他這樣說：「我問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老師，每次他有不同答案。一次是，『啤牌一定有joker』。另一次是：『一副牌你以爲好正，其實最後才知道開局玩什麽。』」而我們知道，日本過去數十年的群眾運動，基本上都是在運動中重構身份。
換句話說，這位朋友相信權力、利益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就算未至於麥玲玲所說的「信則有、不信則無」，重點是任何權力與利益，都需要透過文化、理念去爭取合法性，才能穩固成恒久的制度。他認為東亞理解民主的起源一直偏重西方民主，其實是一個錯誤。反而旺角出現的群眾氣氛，結合了完全無序的狀態，只要同時贏得型男索女和師奶的人心，就能取代傳統精英模式。所以他希望建構的規範，是通過「擴張現實」、「騎劫現實」，催生一種適用未來香港的「非精英民主」文化，並將之逐步發揚光大，根本不求這次運動達到官方目標。唯有用這框架，我們才能解釋何以黃夏蕙、麥玲玲、關公相繼出現在旺角，不明白的精英也許永遠也不明白，正如他們始終不明白何以我一直視兩位為女神，因為，這也是一種規範和身份認同。
第三種：「行夢者」
他們參與運動，基本上認同理念，覺得「自己總要做點事」，但沒有建構價值的主觀動機，也沒有必須達到目標的決心，不少被催淚彈、社團一類原因激發出來的朋友，都屬於這類。但畢竟走了出來，就是具體行動，行動結合在一起，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會建構一些新規範出來。就像法國學生1968年的學生運動，具體訴求是甚麼反而不重要，大家卻都記得那是一個時代的胎記，左翼偶像在那次學運空群而出，思潮影響了一代精英青年（能否深化到中下層則是另一回事），甚至塑造了歐洲青年的身份認同。這次「雨傘運動」的世代色彩極度鮮明，肯定會成為新世代不能磨滅的烙印，像「去領袖化」一類概念，無論是否認同，都已深入民心。
為甚麼新一代有這樣的情緒？須知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管治（相對）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令主流社會認定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持份者」，不希望出現不可測的改變。他們有這種感覺，一來是對比於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狀態，二來是對比於從前的社會自由度，三來被灌輸民族主義，四來精英的上向流動機會不少，五來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他們並非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在香港，卻恰恰相反：新一代的經濟條件比不上上一代，從小享受的自由被慢慢拉緊，熟悉的本土文化急速消逝，上向流動機會有限，而且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例如立法會、諮詢委員會等），幾乎沒有勝利過。這反映他們有強烈的不被當權者、上一代（包括上一代反對派領袖）理解的苦悶，覺得回歸後令他們「去持份者化」，不是單純的「獅子山下精神」可破解。這次運動，遂變成一代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建構模式很多時候是很subtle的，例如我從未在校園看過認真的垃圾分類，居然在運動中成功了，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現的潛意識，還包括構建一種「非中國自由行」身份認同。「雨傘身份認同」出現在亂世，令香港未來十年可能孕育出類似威瑪德國文化、19世紀末法國文化一類盛宴，肯定會造成政治、社會各層面的骨牌效應。不過效應有時不一定如運動者所想，正如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去到極致，反而催生左派厭倦極左派，而變成「新保守主義者」；不少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遇上理想的挫折，也變得極度功利。但那圖騰的存在，當無異議。
第四種：「潛夢者」
這一種比較抽象，我們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時刻叫人表態，他的格言「活在生活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不是不成熟時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歐洲戰後六十年》）。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和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我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並不是消極的。
（4）「學生運動」，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說到底，為甚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甚麼毛澤東說「凡事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甚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以上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換血」方式也好，也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進「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以做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我對香港事務沒有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我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的頭腦，建構主義的手腕，水滴始終石穿，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是你們的。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10月19日－23日
